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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家系统确立的信任、信心以及信赖对于风险甄别、风险管控具有关键的意义。

可以发布新的通告宣布当前封锁的期限（例如5个自然日、10个自然日，等等）。但是，现行法律关闭的对象是场所，封闭和封锁的对象是场所或者疫区。

适当性原则要求限制的手段必须具有适当性，也就是公权力所采用的限制性手段，必须是能够促成其所追求的目的。此外，即使全面停止了人们在武汉市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活动，也无法完全实现在武汉市内控制病毒的传播扩散。可以尝试开放1-2种进出城市的通道，在出入口进行严格的防控检查，为实现进出武汉留有空间。根据第1号和第2号《通告》以及湖北省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封闭相关出入口的行为内容，本文认为封城措施与现有上位法关于封闭和封锁的规定存在较高的相近性。目前，武汉市封城措施已经全面停止了人们在武汉市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活动、完全切断人们离开武汉市的途径、基本上切断了人们进入武汉市的途径，可以类比现有上位法中关于封闭和封锁的规定。

必要性原则要求限制的手段必须是必要的。此次封城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采取的紧急措施，客观上有助于迅速隔离病毒感染和传播并且控制肺炎疫情，但是相关措施存在一定合法性争议，可能有违反法律保留和比例原则的嫌疑，使得行政机关借防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之名过度地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事实证明，此等改革构想不但为法官法的制定提供了至高的权威根据，而且是法官法出台的最主要的推动力。

日常政治是由改革开放引发的当代中国政治裂变之结果，市场经济的归位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没有这个改革，坚持依法独立审判，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依法办案，都会变成空话。自上个世纪30年代现行司法体制草创以来，这是破天荒地第一次以专门立法的方式规定，唯有受过法律专业教育、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才能担任法官。拟任中级法院法官，应当具有3年以上法律工作经历。

[xxx]《雷（经天）李（木庵）等关于司法工作检讨会议的记录》（1943年12月10日），陕西省档案馆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档案号:15/96。鉴于法官法出台时，各级法院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法院难以在短期内达到此等要求，法官法特地对之作了变通规定，这就是第9条第2款：本法施行前的审判人员不具备前款第（六）项（按：即上述第三项）规定的条件的，应当接受培训，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具体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

既然非常政治在延续，那法官职业红的标准当然要继续适用。此番修订涉及法官专之标准内容占到全部修订内容的一半以上，可以说它几乎是为提升法官专之要件而修订的。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的成立，将为法官法的制定和实施准备条件。2002年7月在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最高法院肖扬院长无奈地承认：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官队伍比较缺乏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其职业特点也处于模糊状态，不仅在法律意识、法律专业知识上难以形成共同语言，而且在职业伦理、职业操守等方面也难以达成共识，内部自律机制因而难以有效建立。

诚如古罗马西塞罗所言在武装冲突期间法律是沉默的，在炮声隆隆的延安岁月，服从于革命斗争而非法律乃司法的宿命。1995年之后，我国的法学教育获得了飞速发展，[xxii]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与日俱增，完全可以满足法官市场化选拔模式之需要。但该犯黄克功竟致丧心病狂，枪杀自己革命的青年同志，破坏革命纪律，破坏革命的团结，无异帮助了敌人，无论他的主观是否汉奸，但客观事实，确是汉奸行为。而决定司法干部（法官）法律专业素养之高低的不是别的，正是江华院长所说的司法干部管理制度，亦即法官制度。

除了高效之外，本案判决书以及毛泽东主席对本案的关注，则透露了更多的有关延安司法裁判的原始面貌。（2）将某些不称职的工农干部进行调换，如将原高院推事李育英调离审判岗位，去从事保卫工作。

配合有关部门制定与人民法院工作性质和地区特点相适应的政法专项编制标准，研究建立适应性更强的编制制度，逐步实施法官员额制度。在如此之司法体制中，法律或者缺失，或者存一旦有需要法律就必须让位于政治、政策及民意等。

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国逐步摆脱了靠领袖权威与行政指令支配的状态，还原了政治权力的公共效用，而不是继续担当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中紧扼国家手脚的角色和功能。更要命的是，阶级意识和政治立场不管如何坚定，基本无助于案件的裁判。将此前分别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司法部主持的法官考试、检察官考试和律师考试，统一为国家司法考试。[viii]毫无疑问，对李木庵等人发动的司法改革的大检讨，反而进一步巩固了红的标准在延安司法中的地位，专的标准则因此受到了严重压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司法的归司法、政治的归政治是基本原则，但司法终究依赖于政治，司法与政治之间的界限如何划分委实是个难题。

而一旦酝酿多年的员额制改革最终未能执行下去，那将意味着整体上提升法官专之要件遭遇瓶颈，法官职业化之路面临着沟壑与险峰。司法服从和服务于革命政制，受党和行政的双重领导，在著名的黄克功案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示。

自现行司法体制创建至今，我国各级法院都只有行政编制而没有法官编制，法官定编工作展开试点可谓是法官人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一）专之品质驱使法官职业从大众化趋向职业化 在1983年修订法院组织法以前，甚至在1995年颁布法官法之前，我国对法官职业并无法律教育背景、法律专业知识等专之要件，只要满足延安时期确立的红的标准即可。

就司法生态来说，法官法律专业素质的高低直接左右着司法的社会认同程度。此等规定第一次以立法的方式确定了法官制度改革应朝着员额制方向前进，而它也正是当下正在进行中的法院员额制改革最为重要的一条法律依据。

（二）通过员额制改革实现法官职业化 所谓员额制改革，其实就是按照法官专之要件从各级法院现任法官中，选拔一部分佼佼者来担任一线专职裁判法官，将那些不合格或平庸者淘汰出现任法官队伍，以减少法官数量，实现法官个体精英化和法官整体职业化。关于这场运动的目的，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说得非常明确：司法改革运动是反对旧法观点和改革整个司法机关的运动。后来即1941年5月，边区高等法院对各县司法干部任用标准进一步明确规定为：（1）要能够忠实于革命事业。[xxviii] [比]范·卡内冈:《法官、立法者与法学教授--欧洲法律史篇》，薛张敏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法院院长、副院长也是法官，同样要承担裁判案件之审判职能，要求他们具有专的品质，无疑体现了法官专之要件的平等适用原则，此举有利于提升并强化整个法官群体的专之品性，亦能更好地向外界展示法院专之形象与气质。既然如此，那法官当然只要政治素质过硬、对革命忠诚就行，至于法律专业素养如何自然无关大局。

此乃1949年以来，第一次在国家立法中规定法官必须具备专业素养，堪称是对强调红而忽视专的传统法官职业认知的首次突破。历史殷鉴不远，吾国吾民定当安不忘危。

像民政、财政、教育等行政机构一样，边区高等法院同样是边区政府的一个职能机构，而且是集审判、司法行政、狱政管理及生产自给于一身的综合性机关。作为边区司法工作领导人的谢觉哉就坦言：边区政制是立法司法行政统一的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

[vi]对李木庵等人发动的这场司法改革，最早进行系统研究的应该是侯欣一教授（侯欣一:《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以下）。[xxxiii]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写组编:《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资料选辑），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页。[xxix]造成此等红的标准至上的原因何在呢？答案当然只能从当时特殊的革命政制中寻找。我们打算到1990年使全国法院队伍的素质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第二，原来对担任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法官未作区别对待，此次修订增加了在高院和最高法院担任法官的法律工作经验要求。然而，无论是革命还是汉奸，它们都是政治色彩异常鲜明的政治化标签而不是法律。

那种对革命既不信仰又不迷信的人，即便意外地被吸纳进法官队伍，那在1943年延安司法改革失败后也必定要被清除出边区法院的。[xv]参见何兰阶、鲁明健主编:《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1页。

或者获得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工作满1年的。在一个社会的所有法律工作中，审判人员的选任最为关键。